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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采灿烂的西南彝族发展史诗-谈王继超先生的彝文译著
2012-09-29 00:00     (阅读:)

    地处贵州西北的毕节地区,是全国彝文古籍文献蕴藏量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彝文这种民族文字在我国历史上一定区域内曾一度被普遍使用,因而其文献语言得以发育完善,就我区彝文古籍文献蕴藏量的丰富而言,在1966年以前,民间的收藏至少在5万册以上。文献门类的齐全,在全国彝族分布区来说,也是少有的。我在以下几个方面可以说明:一是地区彝文翻译组自上世纪1955年成立至1985年二十年间(因“文革”被中断10)整理翻译了33部、58卷、900余万字。公开出版的成果有《西南彝志选》、《宇宙人文论》、《爨文丛刻》等5部、5卷、计83.9万字。其中就有哲学、历史、文学、天文、宗教、军事等分类,尤其是军事类,就翻译《阿哲乌撒兵马记》、《大刀记》等油印刊出。二是从1986年至今的20年间,彝文古籍整理工作跃上了一个新台阶,整理翻译彝文古籍109部、169卷、2000余万字。公开出版了其中的(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等55部、115卷、1400余万字,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彝文典籍目录•贵州卷》等一批成果连获省部级以上大奖。获国家图书提名奖、国家民族图书一等奖、贵州省优秀社科成果二等奖的《彝文典籍目录•贵州卷》一书的完成,是对全区5000余部彝文古籍展开卓有成效的调查,登记了3500余册,对其中的1274册按政治、历史、天文、地理、哲学、文学、算学、宗教、军事等42个类别进行分类的结果。三是自20006月至今,地区彝文翻译组承担国家民委下达的《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彝族卷•贵州卷一》项目,再次对全区的彝文古籍文献作了一次深入细致的阅读整理。按全国统一的标准,进行了科学的分类,彝文古籍文献同十六个大类都能挂上号,在对此项目的2500条、100余万宇的整理过程中,又发现了数十部军事文献。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军事文献的单独分类,又是我区彝文古籍文献有别于其他兄弟省()的彝文文献的一个新的篇目。

据地区彝文翻译组的王继超教授提供的材料,以仅分布在威宁自治县原观风海、牛棚两区的一支彝族禄姓毕摩为例,一代人中,八家里都有一位毕摩,号称“八先生”,每家的藏书都不下300册,八家八位毕摩的藏书就达2400册之多,这些藏书的三分之二毁于1966年至1976年之间,除强行收缴烧毁的之外,其中的上百册被当时的人们用来揩拭拖拉机;现被贵州省博物馆、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威宁自治县民宗局古籍办等单位收藏,与禄氏本家自藏和流散外省地的加在一起,尚有500册左右。这个例子,仅是我区彝文古籍文献蕴藏在损毁与流传中的冰山一角,这种情况,在当年的八个县中是带有普遍性的。彝文古籍文献在我区形成如此大的蕴藏量,是同彝族先民在这一地区的开发与分布历史分不开的。从东汉初以来到清初,存在着水西和乌撒两个彝族地方政权,水西部彝族地方政权的势力范围除鸭池河以东而外,在我区,涵盖了今毕节一部、大方、纳雍、黔西、织金、金沙等一带地方,存在了1474年;乌撒部彝族地方政权的势力范围在今威宁与赫章一带,存在了1200余年(参见《大定府志•旧事志•水西安氏本末》、《大定府志•旧事志•乌撒安氏本末》、《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等)。叫毕摩的这一类人,既是传统的文化人,负有传播彝族传统文化与教化育人的职责,又是祭祖等传统祭祀活动的主持人,还是彝族地方政权体制中的三大主要成员之一,有着贵族的身份,毕摩与史官身份的“摩史”一起,参与着写史、编史和几乎所有的军事活动。有着贵族身份的世袭毕摩,在彝族地方政权的时期,有自己的一份领地,到后来还成了当地的土目。彝族的土目阶层一直残存到新中国成立前,因土目阶层也招纳毕摩,并分给其相应的一块土地,为继承土地的使用权,职业毕摩要靠世袭来保证,正是因为如此,到了解放后,属土目阶层招纳的毕摩世家,成份上多被划为地主或富农,他们所收藏的彝文古籍文献,更是当时收缴或烧毁的对象,在这里面,不仅有着数量上减少的因素,还有着精品古籍文献失传的可能性。尽管如此,目前我区的彝文古籍被国家机构收藏和民间散藏的至少还有近8000余册,其中,国家有关机构和单位收藏的仅为三分之一还不到,北京的有关机构和中央民大、西南民大、贵州民院等民族院校收藏的约400册左右;贵州省博物馆收藏有59册;毕节地区档案馆收藏有10余册;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收藏有1300册左右;奢香博物馆、大方县民委民族古籍研究所、赫章县民委古籍办彝文组、威宁自治县民委古籍办彝文组等单位收藏的有600余册;约有三分之二,即5000多册尚散藏于民间。这可以说是对我区彝文古籍文献的比较新和比较全面的统计与估计。

我在阅读诗词楹联和翻看王继超的一些彝文军事译著中发现,彝文古籍文献,除历算类外,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诗体句式,在每一篇文献里,五言句的比例都在百分之八十以上,尽管也有三言句、七言句、九言句或极少的十一言句,但所占的比例都很小。越古的文献,五言句的比例就越大,而这些五言句讲究平仄对仗,尤其是工对,在彝文的诗体语中运用自如,工对中修辞的得体融汇,最大限度地发挥了驾驭语言艺术的能力,可以说是远古时期传统文化的影响和传承,五言句如:“祖宗被鹰抓/儿孙定猎鹰”、“鹰矛系鹰翅/虎戟挂虎缨”、“身上穿神甲/手中持利戟”、“毕余甲如月/毕德刀似峰”(《笃慕战鄂莫》)、“声威震三界/势力达四方”、“青矛阵阵掉/红戟队队落”、“如太阳放光/似月亮明朗”(《俄索毕余攻打苏僰武》)、“诗文道无极/兴趣却有限”、“拉左面毡角/掩右面佩剑/拉左边衣角/盖右边佩弓”、“眼不见战场/耳不闻战讯”(《菲德论手段》)、“乌撒阵势显/宛如雄鹰鸣/阿哲剑出鞘/乌撒缰绳断”、“能者有地位/弱者难生存/凝聚得紧密”、“如谷大山高/靠盔甲厚实/用锐戟显能/远处用武力/近处施恩惠”(《阿哲与乌撒两部的交战》)、“为臣莫叛君/是奴莫卖主”、“如雾霭进攻/似暴雨猛降”、“无辜被攻打/遭受到荼炭/鹤鹃颈被套/虎豹戴铁链”;“三位来督阵/操箭哗哗响/铠甲声喇喇/过鲁启大河”、“恭敬的两耳/君长音讯/迫切的两眼/盼睹君尊容。”风驰黑尾马/白脚枣骝马”。“老年哭在前/头帕黑压压/青年哭在后/发髻叩摇摇”。“营寨连云脚/炊烟如布雾/如此驻扎着。”“如江水翻腾/犹雷击树梢”。“鹤鹃清污垢/虎豹重生辉/劫后余生者/要重振威风/倚长者大树/护幼苗长大。”如鹰爪子落/似虎牙齿断”。(《水西抗击吴三桂之战》)。也有少数的三、四、七言句等,如:“道峨德太的/举足阿姆也赞同/客居了下来/修学问/讨良策/钻古史/成堆的事务/交者卡阿杰”、“整理甲盾/引先锋/把枪手率领/入敌阵/挑选兵马/准备兵甲/纪俄勾家/都把您遵从”(《菲德论手段》)。“出口成章/三言两语/说得很在理”(《阿哲与乌撒两部的交战》)、“君不听摩魁的话/只听随从言/为什麽/额直呀/额哲额直说”(《菲德论手段》)。这些句子在形式上,或是在表达思想内涵上,都给人以诗词艺术美的享受。以我现在谈及的《布默战史》这部军事文献而言,它的句式就是以五言句为主的。

在《布默战史》这部军事文献中,译者收集了七部相关篇目进行整理翻译注释,经过整理细分,又分为二十个大小篇目。《笃慕战鄂莫》一篇,是记录彝民族较早时期军事活动的文献,已反映出军事建制、即三路军的建制。军事组织中的职官(有尼宾、骂色等将帅名称),作战谋略等雏形,其军事建制、军事职官的组建从这时起,就一直沿袭下来。军事是为一定的政治服务的,军事活动无疑也就成了政治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部军事文献中的笃慕其人,或作笃米、祝明、仲牟由、居牟、隆穆等,根据父子连名推算,他生活的年代下限约为公元前八世纪左右,有专家给他定位为洪水后的彝族再生始祖;也有的专家如易谋远和陈英先生等,则把笃慕等同于西汉学者杨雄著《蜀王本纪》和晋代史学家常璩著《华阳国志》中的蜀王杜宇。《蜀王本纪》载:“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坠止朱提;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后来荆人(今湖北省)鳖灵,从长江三峡逆流而上,进入四川盆地,推翻杜宇王朝,建立开明王朝。

唐代诗人李商隐的(锦瑟》中有著名的“望帝春心托杜鹃”句,传说望帝杜宇逃走后,变成杜鹃,每春月间,昼夜悲鸣,蜀人也时常想起他们的杜宇王,每听到杜鹃的声音,便认为是望帝之魂显灵,催促他们春耕播种。望帝的故事因《锦瑟》一诗而流传。在彝文文献中,杜鹃是仅次于“兹”(君长)的“摩”的徽号,而在口传歌谣如《阿买恳》里,杜鹃又为鸟的君王,望帝化杜鹃与杜鹃又为鸟的君王,从历史和地域的角度,笃慕与杜宇的考证应该是一个有兴趣的课题,同时研究这些军事文献才有意义。

《俄索毕余攻打苏僰武》一篇,记录约在西汉末期,时处滇中一带的“六祖”第六支后裔的默德施部征服同一族群的第五支后裔的苏僰武事件,同属当时的昆明族,为争夺土地与人口资源而不惜大动干戈,当然,为师出有名,先制造战争的借口,即俄索毕余(亦作俄索毕额)的祖先曾遭苏僰武部追杀,大仇未报,而迁怒于子孙,为祖宗复仇也是光宗耀祖的一种形式,于是默德施部的俄索毕余出兵一举灭掉了远在滇西一带(今云南巍山坝子)的苏僰武一部。

《菲德论手段》一篇,记录乌撒部(今贵州省的威宁与赫章一带)32代部长举足濮兜(笃慕的第52代孙、约宋末元初人)同他的族叔父磨弥部(今云南宣威)卢栽菲德关于用兵的对话。根据原书所分的八个部分,在整理翻译时,翻译者将八个部分各取一个小标题:其中的《妥太之战》记录时为姻亲、又是竞争对手的播勒部(今贵州安顺、古罗殿国)与阿哲部(古罗施鬼国)的交战,从军事的角度上推崇“以勇为先”的理念,与每一次的交战一样,反映彝族各部上层既互相排斥又互相依存的关系。《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九•四川土司》、《明洪武实录》卷192)等载:“东川、芒部诸夷,种类皆出于罗罗。厥后子孙蕃衍,各立疆场,乃异其名曰东川、乌撒、乌蒙、芒部、禄肇、水西。无事则互起争端,有事则互为救援”。《徼洪之战》记录乌撒部与阿外惹部(或作普安部、于矢部等,在今贵州盘县、普安、兴义一带)的交战,反映对战与和的辩证认识,为保所属地域的社会稳定,有衣“分而穿之”,有粮“分而食之”,对外不轻言战,若一旦战事被强加在自己头上时,作为领兵者,须做到不畏战、不避战,勇往直前,视死如归,就象阿外惹部的那待可娄那样。

《赖启之战》记录水西(阿哲)部与乌撒部的一次交战,通过对三家九父子的勇猛而不怕牺牲的表述,反映对崇武精神的评价与认同。《乌撒与阿外惹交战》一篇,反映乌撒部与阿外惹部的一次决定性的交战,经过这次交战,乌撒部南面的威胁被解除了,同时对乌撒部的阿毕阿铺、阿外惹部的阿骄额若作了英雄认定。《厄德与袅摩的谋略》和《伯助修韬略》两篇,说明谋略在战争乃至社会活动中的地位,阿哲厄德、恩比袅摩、额苦伯助这三人都是有名的谋略家,阿哲厄德与恩比袅摩两人“以满腹经纶,超群谋略,把君长报效”而著称,额苦伯助在肩负重任时,“如大风瑟瑟,站在悬岩上,如洪水滔滔,坐在船中间。”他们都因为谋略的超群和有如履薄冰般的责任心,而取得社会地位。《鸠孜与阿俄论战》一篇,反映德直鸠孜与厄默阿俄两位武士对装备、谋略、时机在战争中的重要性的认识,所谓“山挡流水时,把上方占据;孤鹰搏长空,把左边占据。随机应变,乱中识头绪,……”的论述当是“水来土掩、兵来将挡”如同一辙的另一种说法。《播勒与阿哲交战》一篇,反映各种人才的取长补短与谋略的恰当结合,同样不失为克敌制胜的法宝。

《阿哲与乌撒两部的交战》一篇,以阿哲(水西)与乌撒两部在一个时期的数次战斗,反映该两部长期的一种“无事则互起争端,有事则互为救援”既互相排斥又互相依存的关系。阿哲部相对乌撒部进入黔西北的时间早,约在东汉初,该部的祖先勿阿纳已将今威宁草海之滨和赫章的可乐一带作为其活动中心,尔后其势力范围远远超出了黔西北地区,而达到了黔中贵阳以东、以及黔北等部分地方(参见《西南彝志》、《大定府志》);乌撒部在今云南宣威一带同磨弥部分支后,四代人活动在今云南宣威与会泽一带,至依孟德(魏晋时期人)时进入黔西北,时间上比阿哲部晚四代人,由于其力量相对薄弱,若干代时还活动在今威宁的幺站、夸都、草海周围一带,直到叫阿蒙的一代才以今威宁自治县的盐仓镇一带作活动中心。乌撒部的发展,《元史•志第十三•地理四》载:“乌撒乌蒙宣慰司,在本部巴的甸。乌撒者,蛮名也。其部在中庆东北七百五十里,旧名巴凡兀姑,今曰巴的甸,自昔乌杂蛮居之。今所辖部六,曰乌撒部、阿头部、易溪部、易娘部、乌蒙部、悶畔部。其东西又有芒布、阿晟二部。后乌蛮之裔折怒始强大,尽得其地,因取远祖乌撒为部名。宪宗征大理,累招不降。至元十年始附。十三年,立乌撒路。十五年,为军民总管府。二十一年,改军民宣抚司。二十四年,升乌撒乌蒙宣慰司。”乌撒部的活动空间一直受到阿哲部等默德施系统的挤压、蚕食,形成一种“乌撒替人背包袱,替人卸马驮,替人牵马”(《彝族源流•乌撒谱》)的局面,“虽受天朝爵号,实自王其地”(《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九•四川土司》),其君长曾被默德施系统的阿头部、易溪部、易娘部、悶畔部、芒布部、水西部等部降为“庶人”,土地被瓜分(参见《大定府志》),《阿哲与乌撒两部的交战》),实为乌撒部为打翻身仗而进行四十七战中关键的一战,战争的量后阶段,因乌蒙部亦涉入战事,形成三部的混战,三部的亲王先后战死,通过这关键一战,乌撒部将其势力范围扩大至今毕节、纳雍、水城、盘县的部分地区。

《神奇剑》一篇,是芒布(又作莫补,今云南镇雄)与乌撒两部在长期相处过程中,不时因争地界而发生交战的一个缩影式的记录。乌撒、芒布虽世为姻亲,但在事关利益的地盘上是互不相让的,争斗是常有的事。芒布在乌撒弱小的时候,参与了凌辱乌撒的行动,招致乌撒在羽翅丰满后的必然报复,芒布武士米毕德诺为观赏乌撒武士侯汝米勺所佩的一把神奇剑发生争执是双方交战的导火线,同《阿哲与乌撒两部的交战》记录手法一样,记录双方先是打口水战,德诺极力贬低米勺的形象,米勺在德诺的激怒下,双方于是约定了交战的日期、地点。即在米勺等在去芒布家的次年,芒布乌撒两部在今威宁的草海与小海的结合部一带大战了一场,结果是芒布部大败而归,这一时期,约在北宋末或南宋初。

因利益纷争而交战,不仅在姻亲间进行,而且有时也会在宗族间进行,反映在兹摩(后来的土司、土府、土舍、土目等)职位的承袭上。明朝后期,围绕兹摩(土司、土府)职位的争袭,宗族之间大打出手,以致削弱彼此的力量,乌撒部和磨弥部(云南宣威、沾益)系同宗,因争袭而陷入械斗的泥潭,结果是两败俱伤,朝廷或调解,或出兵帮一方剿一方(参见《明史•四川土司》、《贵州通志》《大定府志•乌撤安氏本末》等),到清初,乌撒势力基本上又回到入黔时差不多的状况。在《阿哲与芒布的争端》里,文中所表述的原因不是很明显,但实际上是乌撒与磨弥情况的一种翻版,水西第82代君长(宣慰使)无子,从其宗亲的白泥能益家过继儿子继其第83代之位,引起芒布的不满,双方于是发生交战,干涉水西土司袭位之事,最后以芒布的战败而告终。这是在奢安反明刚过后,水西势力受到重创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水西在鲁岱鲁德(安坤之父)时稍有休养生息,到鲁德额菲(安坤)年少继位后,又逢明清两朝改朝换代,水西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进去。

《水西抗击吴三桂之战》一篇,反映的是明降将、清平西王吴三桂一定要把战争强加于水西的情况下进行的,水西被逼上了绝路后不得以奋起的反抗,整理翻译者将原文根据反映的内容与叙述段落分做七个小篇目。其中《甲辰首战》主要记录公元1664年吴三桂军与水西军在今贵州织金以那架和果勇底(今果永村一带)的激战。《濯色兹摩遇害》记录因掌握实权的戳嘎拉的叛变加速了水西的战败,君长(宣慰使)安坤被擒遇害,叛徒戳嘎拉被吴三桂的部下处置。《栖身阿芋陡》记录安坤夫人禄氏(兹模阿琅)回其后家乌蒙避难,复而潜入水西大宗的阿芋路部(或作阿芋陡、悶畔部,今云南会泽与东川一带)的经历。

《吴三桂叛清》记录吴三桂终于撕开他与清廷分庭抗礼的真面目,清廷决心剿吴叛乱。《益诺与归宗反目》记录失去主心骨的水西重要属目益诺与归宗两部的内讧,相互间以兵戎相见,益诺部追随吴三桂,并拉拢乌撒属目葛姆赤兔乌家,归宗部则反对吴三桂的占领与盘剥,也联合了乌撒属目妈姑、维尼(一作瓦尼)两家,作为对立的两派,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撕杀。《助平叛洗冤》记录在清廷平息吴三桂叛乱的过程中,在安坤夫人兹模阿琅(禄氏)和安胜祖(安坤之子、彝名兹摩阿格)的指挥下,水西各部从今毕节地区到安顾、六盘水市等一带积极协助清廷平叛,清剿吴三桂的残余,以洗水西的沉冤。《迎兹摩归来》记录水西与悶畔部分别举行隆重的仪式,欢送和迎接兹模阿琅(禄氏)和兹摩阿格(安胜祖)归水西故里。

《水西抗击吴三桂之战》系彝族当时的文化人用自己民族的文字与写作方式,记录这场重大事件的一些零星过程,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来告诉后人这一段历史的面目。因此可以说这既是一部军事文献,又是一部叙述黔西北地区清初时的一段历史。王继超先生在整理翻译彝文文献时,以军事文献作专题性分类来翻译面世,在进行彝汉两种语言信息转换的过程中,采用了原()文、国际音标、直译、意译的方法,用汉文准确地表达了原文的意思,在注释考证上花了很大的功夫,注释性文字达到数万字,这在我区彝文翻译史上也可谓是一个绝无仅有事例,一部书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做翻译的原因也正是如此。

在吴勇先生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水西悲歌》里,一些有关那场战争的故事情节,特别是人物、地点大体上与《水西抗击吴三桂之战》中的记录基本一致,反映了水西与吴三桂故事在民间的广泛流传,也反映了吴勇小说创作中所遵循的历史真实的原则,取材与创作的成功,可谓与古籍的《水西抗击吴三桂之战》异曲同工。描写那些战争场面的惨烈,描写叉嘎那(戳嘎拉)叛变,其内心世界的矛盾冲突;以及香美人俄尼诺黛与吴三桂似乎“高山流水”、“心有灵犀’、情投意合、如鱼得水、相见恨晚,后又说明其是忍辱负重、同床异梦、逢场作戏等,在写作上达到了一定层次的高度。

值得一提的是,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组长、教授王继超为把毕节丰厚的彝文古籍资源优势最大限度地作展示,用不懈的努力,孜孜的求索,叩开彝文古籍整理翻译研究的冷门,以全身心的投入为代价,忘我地工作,换回了一卷卷发人深省、博大精深的彝文巨著翻译研究成果。在这里,我觉得很有必要对他的成果作一些介绍:

第一,作为学术带头人,他整理翻译公开出版成果26部、58卷、700余万字。具体有:《彝族源流》6部、27卷、254.1万字(国家重点项目,其中14卷获省社科四等奖,78卷获国家民族图书二等奖,912卷获国家民族图书提名奖)。《彝文典籍目录》1部、35万宇(全国重点科研项目,获国家图书提名奖,国家民族图书一等奖,贵州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彝族指路丛书》1部、7卷、33.2万字(国家重点科研项目,贵州省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毕节地区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物始纪略》3部、6卷、45万字(贵州省古籍重点项目)。《黔西北彝族美术》1部、10万字以上(获贵州省1993年—1994年优秀图书二等奖)。《曲谷精选》1部、25.5万字(获国家民族图书三等奖)。《曲谷走谷选》1部、26万字(贵州省民族学会优秀成果奖)。《苏巨黎咪》1部、33.6万字。《支嘎阿鲁王》1部、15万字。《彝文指路经集译•威宁卷》1卷、6万字。《赛特阿育》1部、15万字。《乌鲁诺纪》1部、26万字。《益那悲歌》1部、1卷、30万字。《明清彝文书法汇辑》、1卷、10.4万字。《彝文书法字帖》1册、3万字。《彝族美术•黔西北民间工艺美术辑》1部、17.6万字。《估哲数•农事篇》1部、3卷、34万字(国际彝学奖、图书协作二等奖)。《摩史书》1部、23.5万字。《阿买恳》1部、34万字,《彝文金石图录》第三辑1部、46.5万字。《彝族创世史诗》1部、15万余字。

第二,他修改出版与待出版的成果有《中国少数民族原始宗教资料汇编•贵州彝族卷》、《支嘎阿鲁传》、《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彝族卷》等200余万字。

第三,主持整理翻译公开出版《西南彝志》、《彝文金石图录》2部、《增订〈爨文丛刻〉》2部、《简明彝汉字典》、《土鲁窦吉》、《载苏》、《彝文文献释名集》等1220余卷400余万字。

第四,带动、直接审定、修改或帮助翻译的公开出版成果有《诺沤曲姐》、《阿诺楚》、《乌蒙彝族指路经》100余万字。

第五,在与省外合作方面,参加云南省楚雄州《彝族毕摩经译注》的工作,现已交三部译作,计100余万字。

在翻译的同时,王继超还撰写发表论文40余篇,30万字。《彝族族源初探》等发表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并为人民大学图书情报资料复印中心转载。同时还出版了自己30万字的专著《彝文文献翻译与彝族文化研究》等。

上述彝文古籍的公开整理出版,让彝文古籍展示了无穷的文化魅力,使《中国彝族通史》古代史部分有了文献作依托,中央民大、云大、西南、云南民大、贵州民院、三峡、毕节学院等大专院校有了教学科研的一门学科载体。为北京与云贵川的彝学专家学者开拓了思路,纷纷著书立说,《彝族史要》、《宇宙源流》、《先民的智慧》、《中国彝族古代史研究》、《中国彝族史学研究》、《西南彝族历史档案》、《彝族文化史》、《中国彝族史纲要》,《彝族万年文明史》等50余部专著无一不大量采用。成果的引用、推广、应用,推动和繁荣了学科建设,扩大了一个地区一个民族在国内外的知名度。

王继超先生的彝文古籍整理成果得到各级党政的充分肯定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社会效益突出。他所在单位和个人先后获国务院、国家民委、中共贵州省委、省人民政府、中共毕节地委、毕节地区行暑的表彰。199910月,20055月,其先后两次作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进京参加表彰大会,受到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20003月,被评为地级拔尖人才,多次被作为省管专家人选推荐上报,20032月,被授予“毕节地区首届有突出贡献知识分子”称号,200312月,被评为毕节地区“民族团结先进个人”,20046月入选《黔中英才》。他的单位和他个人的事迹也见诸于中央电视台和《贵州日报》等新闻媒体。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由于成绩突出,2002515,贵州省民族古籍工作现场会在毕节召开,取得了“典型引路,交流经验,推动发展”的积极效果。

有鉴于王继超在民族古籍整理工作战线上做出的成绩,引起了我的关注;又因彝文文献句式的古诗化,引起我的兴趣,于是和他长时间摆谈并抽空浏览了他的一些翻译著作,特别是对这部专门的军事文献的拜读,有着许多的感慨,“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处春江无明月”,于是写了上述几篇文字,作为行家引玉的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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